为了克服逐渐实现的义务给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施和监督所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并发展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
最后，齐教授分别对三位老师的评议进行了回应，并回答了学生们较为感兴趣的问题。腾讯认为，QQ号是属于丈夫的隐私，妻子不能继承。
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信息权是否与正在争执的形象权（伴随着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而出现）类似，如果将这些放入《人格权法》中，是否会造成它们的无限扩张而传统具体人格权逐渐萎缩的趋势呢？齐爱民教授：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只要能识别你、我、他的，就一定是属于个人信息，这也是与统计资料的区别。这种观点主要是吸收了德国的主张，但德国主张的是一般人格权，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宪法判例形成了信息自决权，所以在德国是有着宪法和民法共同的权利基础的。第六，信息删除权——是指在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出现时，本人得以请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当信息发生跨国流动时，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基于合同或类似合同关系的目的范围内：比如说，在合同磋商阶段、履行完毕后的服务阶段、保密阶段，是可以传递的。
如果一位男士写身高1米83，但有人恶搞写了1米38。第三，信息查询权——本人得以查询其个人信息及其有关的处理的情况，并要求答复的权利。王錫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曾宪信、江任天、朱继良：《犯罪构成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种总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规律的规定，价值的规定，理想的规定。第六，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有助于澄清在吸收人类法律文明共识中对西方法律理论及其法律实践方面的误解。这实际上也是对近代法的特质即规律的一种揭示。
它试图在其最一般的层面上来分析法律，以确证什么才是最重要和有意义的，而不是什么才是平凡的和无关紧要的。[36]参见霍存福：《权力场——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智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所有的法学流派都自认为是揭示出了法律的全部规律和道理，找到了法律的全部真理。[9]在这里，福泽谕吉一方面在继续揭示文明的规律、阐释文明的道理，但同时他也以社会实践为考量重心，提出了自己有关如何吸收和发展文明的实践方案的基本思路，显然，这种方案和思路实际上就是对发展文明所进行的工程研究。总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观察渗透理论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也只有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才是引导具体而现实的法律实践及其方向的标准与依据。
[5]对此，王宏波教授也曾指出：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反映存在的。[63][巴西]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7页。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于揭示法律的规律和道理，而这规律和道理总是体现为法律本身及其实践的单一的某一个方面的性质或者属性，因此它总是要在揭示法律及其实践的某一种性质或者属性的同时而舍弃掉了法律本身及其实践的别的其它多种性质或者属性，也正因为这样，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揭示法律的规律与道理时本身就不能不是片面的（所谓片面的深刻）。我国法学研究的常规思维路径不仅在于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不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彼此僭越（徐长福语），而且还在于在现实的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界与法律实践界长期处于彼此埋怨指责之中，法律实践界指责法律理论界的理论研究是空洞的、不能指导现实实践，而法律理论界则指责法律实践界忽视甚至违背法律理论、是盲目的实践。
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章。
[91]参见刘翠霄：《社会保障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另一方面，由于法学学术研究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确是主旨和性质殊异的两种学术研究类型，其各自的思维方式、基本特点和规范要求都很不一致，因此，客观上我们就不能使用统一的或者说同样的标准和条件，作为检验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是否成功以及评价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的标准与依据，而应该根据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分别确定各自的评价标准和依据，这样才既有利于法律理论研究又有利于法律工程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和进步。
[80]参见应松年：《行政程序立法探索》，载《政法论坛》1992年第3期。而这些思想理论资源、社会条件和材料，都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能够设计和建构起法律这种社会工程的理想模型的重要保证。石少侠：《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实事求是地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设计）不分，绝非仅有的中国风景，这也似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尽管中、西方各国从古到今确实也都有一些表达作者纯粹的理论性研究成果的作品存在，但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特质依然是理论研究与工程设计的混沌不分。绘制蓝图，意在刻画一种意想之中的应然状态，让人们去实施。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对法律的规律和道理的揭示与寻求，始终都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力，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的全部思虑当然也就始终集中于且也应该集中于法律的这些规律和道理的寻求和阐释上。
郑成良：《权利本位论——兼与封曰贤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第三，主体价值观引领或者参与式的思维。
因此，整体性思维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点。在中国法律史学领域，有关中华传统法系的特点究竟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还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理论探究[34]，儒家法律思想的阐释[35]，中国古代权力行使类型理论（权力场理论）[36]，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
而这又恰恰是本文对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思想划界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因此，就我国的法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来看，我们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反映人类法律文明共识的那些西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即法学理论的借鉴吸收，不应该有学术和政治考量上的疑义与顾虑。
三、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理论研究即以理论或者说思想的获取为研究旨趣和目的的研究，也就是通过逻辑化的方式揭示事物的规律、阐释其所包含的道理的一种思想（或者思维）活动。陈忠林：《从外在形式到内在价值的追求——罪刑法定原则蕴含的价值冲突与我国应有的立法选择》，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法学理论在本文中与法律理论也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表达方式。
而假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能更能够提升、精进其研究。蔡立东：《公司自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换一句话说就是，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都是理论与工程不分、理论发现与工程（图纸）设计混淆。在以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和《法律的任务》中，庞德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工程法学理论。
马克昌：《论犯罪的概念和特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69][德]阿尔弗里德·比勒斯巴赫：《法学与社会科学》，载[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麦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页。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朱芒：《论我国目前公众参与的制度空间——以城市规划听证会为对象的粗略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另一方面要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加以区分，明确这两种研究各自的使命和责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种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明确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如何服务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也就是法学理论如何服务于法律工程设计和法律工程模型建构，明确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如何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成果即法律工程设计和建构如何运用法学理论。吕志强：《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王圣扬：《论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设计新的社会蓝图，也就是制定新的社会制度模式、法律、政策和各种规范，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工程。
这门科学所必须处理的事务乃是整个人类领域中可以通过政治组织社会对人际关系进行调整的做法而得以实现的那一部分事务。至于如何认识法律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法律的研究方法问题，这个问题中有一部分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也就是法律理论研究中的技术与程序问题或者说法律理论研究中的法律思想操作技术问题，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问题。
[102]而且，从法律工程的社会效应与法律效果来考虑，法律工程设计不能不尽可能全面地思考和吸纳各种至少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资源作为其思想支撑，这是法律工程设计必须考虑的理论资源对工程本身的约束与控制。郝铁川：《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载《法学》1993年第9期。